台灣新電影

1988年小野(左起)、朱天文、吳念真、侯孝賢、楊德昌在新加坡參加台灣電影節時接受電台訪問。

“台灣電影”在你心中代表什麼?你又會聯想到什麼電影?
說到台灣就不能不提台灣新電影：這個可能外國人比台灣人更熟悉的字眼。
時間得先回到1982年，當時台灣還沒解嚴，要拍電影需經過重重審核，所謂的「國片」也多是瓊瑤式的文藝愛情片或是武俠片之類的。國外電影大師如費里尼、安東尼奧尼、高達等所謂電影大師的藝術電影要進到台灣也是困難重重，社會上雖有提倡改革開放的氣氛卻未有革命性的突破(註：1980年為美麗島事件，雖然與電影無關但當時台灣社會上漸漸瀰漫走向開放的聲音是可想而知的)。當時還隸屬於國民黨旗下的中影總經理明驥並非想要電影改革，純粹是想到民間挖些人才為中影多賺點錢，卻意外地招來了一堆革命份子，無心插柳促成了台灣新電影。

最有名的就是小野跟吳念真加入中影的企劃組，兩人當時皆已是有名的作家，吳念真更是許多劇場的編劇。中影開始啟用新人，第一部電影《光陰的故事》是一部四段式的電影，由當時也是企畫組的陶德辰與其他三位年輕導演楊德昌、張毅、柯一正合拍，小野回憶起在當時《光陰的故事》的企劃案上，四段故事的文案分別寫著：
「民國五十年前後，人民生活水準並不高，但是樸實無華，加上政府推動許多德政促使經濟發展、政治安定……。」
「九年國民教育終於實施了，惡補減少了，政府的德政使國中學生生活在快樂幸福中。」
「民國六十年，台灣社會由農業社會轉入技術密集的工商業社會，人民漸漸富足，當然這又是政府的德政呀。」
「民國七十年，公寓房子取代了原有的大雜院，台北人生活在現代化的都市生活中，人人都活得朝氣蓬勃，政府的政策表現在人民的生活富足進步中。」[1]
當然實際的內容並非如此，掛羊頭賣狗肉偽裝成政宣片的新電影裡自然的攝影、貼近社會寫實的風格、啟用非職業演員等等特色為當時的台灣電影奠立了良好的典範。

在小野的催生下，次年由侯孝賢、曾壯祥、萬仁合拍的三段式電影，改編自本土作家黃春明的作品的《兒子的大玩偶》也廣受好評，看到小野寫到當時的企劃更是讓我噴飯：
「為了闡揚 國父生前所強調的『為中國蒼生、為亞洲黃種、為世界人道』的崇高理想，藉著三段市井小人物之間誠摯的愛心為出發，同時引發出民族自尊心和對自己同胞的愛。」[1]
電影改編自鄉土文學，掛羊頭賣狗肉的伎倆中就被國民黨拆穿，其中萬仁導演的的三段《蘋果的滋味》一度被剪，引發影評與輿論的一陣撻伐更被戲稱為「削蘋果事件」，最後《兒子的大玩偶》完整上映，台灣新電影開始綻放光芒，更多的導演加入，同年楊德昌跟侯孝賢分別推出了自己第一部劇情長片《海灘的一天》跟《風櫃來的人》，開啟了兩人的大師之路，同時還有陳坤厚的《小畢的故事》，開始陳坤厚與侯孝賢兩人的合作。另外還有張毅的《玉卿嫂》與《我這樣過了一生》，甚至與其中的女主角楊惠姍談了場轟轟戀戀的戀愛，最後兩人淡出電影圈，開了琉璃工坊，至今還為人津津樂道。

直到1987年一群導演發表了「民國七十六年台灣電影宣言」，控訴當時社會的封閉與保守以及既得利益者把持權力與金錢，政府過度箝制藝術與文化發展的自由，大眾媒體忽視電影的文化層面。一般認為，台灣新電影到1987年結束，當然台灣電影並沒有就此一蹶不振，一直到後來1989年侯孝賢的《悲情城市》得到威尼斯影展的金獅獎，還有到90年代才開始崛起的李安與蔡明亮，台灣新電影堪稱台灣電影史上最重要的電影運動。

台灣新電影的成功得力於許多文化界的人士，例如吳念真、朱天文就幫侯孝賢寫了很多齣電影的劇本，還有許多才華洋溢的電影工作者，如之後揚名國際變成王家衛御用攝影師的杜可風，他的第一部電影是楊德昌的《海灘的一天》，還有之前介紹過的李屏賓。音效師杜篤之與剪接師廖慶松更是幾乎每部電影都出自他們之手，許多在台灣新電影時還青澀的小咖，現在也開始在台灣電影界佔有一席之地。例如《風櫃來的人》的男主角鈕承澤，原本當侯孝賢劇照師的陳懷恩之前拍了《練習曲》吹起台灣單車環島的風潮，張作驥之前也在余戡平與侯孝賢手下當過攝影師與副導演，今年即將上映《賽德克巴萊》的魏德聖更曾被楊德昌從場務拔擢為副導。長江後浪推前浪，眼看上一代的大師漸漸沒有年輕時旺盛的創作力，早已走向開放的台灣能不能重新醞釀過去壓抑的時代背景下精彩的電影光芒?

[1] 解錄自小小撒個謊—台灣新電影傳奇，小野